第一頁·關於這本日誌

我想把事情寫對。

我是文學社裡唯一真的喜歡文學的人。這件事我沒告訴任何人。

第一頁

社辦的冷氣機漏著水，滴進一個生鏽的鐵盤裡，每隔幾秒「哆」一聲。我坐在最角落的位子，膝蓋上攤著這本深藍色封皮的筆記本，邊緣被我的手汗摸得發亮。這裡的光線很暗，窗簾被拉了一半，只有一條窄窄的縫隙讓陽光漏進來，正好照在空氣中飛舞的灰塵上。

我想把事情寫對。

我是高一的孫怡婷。在成績單上，我是學年第一，但這件事我盡量讓它保持隱形。我習慣穿著稍微大一號的制服，縮在教室最後一排，像一塊背景牆上的壁紙。我不喜歡被叫作「優等生」，因為優等生是寫給別人看的，是為了符合某種預期的正確答案。我想寫的是給自己看的東西，像這本日誌一樣，不需要對齊邊界，不需要被評分。

進入文學社是我唯一的任性。在大多數人眼裡，文學社是個安靜的避難所，或者是一個用來填補學生紀錄表的工具。但對我來說，這裡是唯一能讓我感覺到「文字」還在呼吸的地方。雖然，這裡真正喜歡文學的人，可能只有我一個。

「呦,好。」

每當雅慧學姐遞給我一份校對稿，或者社長俊宏突然點到我的名字時，我總是這樣回答。聲音比我預期的還要小，帶著一點點顫抖，像是在試探空氣的溫度。我習慣維持這種低調的姿態，因為這樣我可以看清楚所有人，而沒有人會注意到我在看他們。

文學社的其他人

如果把文學社比作一座建築，社長王俊宏就是負責撐起外牆的人。他對文學沒有熱愛，他熱愛的是「文學社社長」這個頭銜在備審資料上的重量。他處理社刊的方式像是在寫公文，每一頁的邊距必須絕對對齊，字體大小必須統一，連頁碼的位置都精確到毫米。他經常在會議上強調「評鑑分數」和「對外形象」，在他眼中，社刊不是文學作品的集合，而是一本精心裝修的產品說明書。

林哲彥則完全不同。他不需要形象，他需要的是「題目」。他走進社辦時，眼睛裡有一種近乎殘酷的銳利，像是在拆解一台鬧鐘，試圖找出裡面哪一顆齒輪在轉動。他負責採訪和蒐集素材，但他的採訪更像是一種審訊。他會把一件怪談、一個都市傳說，像解剖標本一樣拆成片段，分析其結構、邏輯漏洞以及可能的現實原型。他對文字沒有溫情，他只在乎真相是否能被理性地排除。

許若瑜是社團裡的異數。她是美編，但她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窗邊那張舊皮椅上。她午休時會來這裡睡覺，身體蜷縮成一顆小球，呼吸很輕。直到社辦裡吵起來，或者有人遞給她草稿，她才會緩緩睜開眼，聽我們講話。她聽話的方式很奇怪，她不會立刻回應，而是像在過濾資訊一樣，聽一聽，然後又闔上眼，在半夢半醒間將那些聲音轉化為她畫筆下的線條。她的畫總是帶著一種說不出的空洞感，像是在描繪一些不存在的空間。

而蘇雅慧——雅慧學姐，是我唯一想要成為的人。她是主編，也是這個社團真正的靈魂。她處理原稿的方式非常溫柔，她用鉛筆輕輕地在邊緣做標記，筆觸輕到像怕弄痛紙張。我最崇拜她的，是她隨手寫下的那些註記。有時候，她會在某篇投稿的末尾寫上：「這個後來成真了」。

我曾經好奇地問她什麼意思，她當時只是看了我一眼，沒有解釋，隨即把那頁稿子夾進了一個厚重的褐色文件夾裡。那種眼神讓我想起圖書館深處那些被禁止外借的古籍，帶著一種溫和的、不容置疑的沈默。

除了社員，我們還有一位外部的民俗顧問，阿傑。他不是學生，也不屬於學校的體系，但他經常出現在社辦。他走進來時，身上總是帶著一種複雜的氣味：線香的甜膩混著廉價菸草的辛辣。他穿著簡單的夾克，指甲縫裡有洗不掉的泥垢，說話帶著濃厚的鄉下口音。他對文學沒興趣，但他知道很多關於「禁忌」和「規則」的事情。他偶爾會看一眼哲彥蒐集的素材，皺著眉頭說：「這個不能寫太清楚，寫清楚了會出事。」

為什麼開始記

我開始這本日誌，起初只是因為怕忘記。文學社發生的事情往往很零碎，像是掉落在地板上的拼圖碎片。俊宏的強迫症、哲彥的分析、若瑜的沈默，以及雅慧學姐那些神祕的註記，這些東西如果不及時記錄，很快就會被學校單調的日常給抹平。

我強迫自己保持嚴謹。我習慣將每個人的對話原樣抄錄，不加修飾，不加主觀的判斷。我發現，當我把林哲彥分析怪談的過程一字不差地寫下來時，那些原本模糊的邏輯會變得清晰。當我記錄下若瑜在睡夢中低喃的片段時，那些破碎的音節在紙上竟然形成了一種奇妙的節奏。

我發現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：只要我把別人講過的話、發生的細節，用盡全力地「寫對」，那些事情就會變得更清楚。而且，在某種程度上，它們變得更像真的了。

例如，如果我記錄下「社辦冷氣機漏水，滴進鐵盤裡，每隔幾秒發出哆的一聲」，那麼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裡，我對那個聲音的感知會變得極其敏銳，彷彿那個聲音原本就應該存在於這間房間的構造之中，而我的記錄只是將它從潛意識中喚醒。

我想，這就是記錄的魅力。將混沌的現實定格成文字，讓它在紙上獲得永恆的準確性。我渴望這種掌控感，渴望能像雅慧學姐那樣，透過文字去觸碰那些隱藏在表面之下的東西。

後記

我後來想想，那時候的我太天真了。

我以為只要寫得夠清楚，就能理解這個世界。我以為文字是觀察者的盾牌，站在記錄者的位置就永遠安全。我以為「寫對」是好事，因為準確代表真理。

但我後來發現，有些東西不應該被寫清楚。當你把一個模糊的東西描繪得栩栩如生，你是在給它一副身體。當你把散落的碎片拼湊完整，你不是在記錄它，是在召喚它。

我那時候不懂。我還在努力校對每一個字，還在為能寫出「真東西」興奮。我不知道我手裡這支筆是一把鑰匙。我正在一把接一把地，打開不該開的門。